黄天华，安于清贫三十年，坚守学术报国梦，撰写巨著《中国税收制度史》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，填补国内研究领域的空白，深刻诠释了习总书记提出的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坚守执着，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。
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在市委宣传部和我校领导的直接关心下，已经正式出版了。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是研究中国财政起源、制度发展和演变规律的一本专业财经史著作。这部跨越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财政制度的大部头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波澜壮阔的财税史画卷，充分地展示财税的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之间的密切关联，填补了我国该项研究的空白。
从当年的风华正茂，到如今满头华发，黄天华用31年心血凝结成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，实现了“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写”的愿望。
从兴趣到责任，一位人文社科学者的担当
黄天华说“选择财政史，是因为兴趣；坚守30年，是源于责任。”
1978年，黄天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学习。第一节财政专业课，老师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：“有关财政起源问题，前苏联从1935年一直争论到现在，财政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结论，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。”“财政从哪儿来？”“财政怎么产生？为什么要财政？”黄天华被这些问题深深地吸引住了，对专业学科的兴趣由此而起。此后他刻苦攻读、努力学习，大学尚未毕业他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《论原始财政》。此后，他又发表了《再论原始财政》、《三论原始财政》、《四论原始财政》、《论农业税起源》、《试论关税的起源》、《论商税起源》、《论盐税起源》等等。
真正使他自觉地走上这条艰难跋涉之路的，是1982年，黄天华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史研究生班，结缘于马大英老师。马老师非常亲切，经常在温馨的聊天中阐述他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感人经历。马老师曾说，研究中国财政制度史的话语权不在中国，而在国外！因为大部分完整的文献史籍资料，并不在中国内地，而在日本、法国、美国等诸多国家。
黄天华听了颇为震惊，中国财政史研究主导权怎么会执掌在外国人手里？这深深地触动了黄天华的思想和心灵。他向马老师承诺，不管我成功与否，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研究之路，我是走定了，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必须要由中国人来写。
这一句承诺，黄天华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来履行。黄天华老师说：“如果一开始是因为兴趣，后来的几十年则是因为责任。作为一名人文社科研究人员，我必须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！”
从认识到行动，祖国的情怀就是信仰
研究中国经济史、中国财政制度史是有说不清困惑和坎坷，或许还有严酷的事实。黄天华是在研究自己祖国的历史，但他需要的很多原始的文献史料只有国外大学图书馆藏有，特别是在研究晚清、北洋和国民政府财政时的一些文献典籍史料，就是外籍院长从美国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复印而来的。类似这样的案例，我国许多学者对此都有交集万千之感！
最显著的案例，如《解放日报》曾刊载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的采访报道，通栏标题是“我们是这些史料的合法继承人。”文中说：“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严酷事实是——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，‘话语权’却在日本方面。”
为什么中国历史的话语权由日本人职掌，为什么中国历史非得由英国人和美国人撰写，这是一种什么感觉，它确实隐含了我们民族带血的创伤，更多的是惆帐、无奈和失望，作为一个中国读书人，黄天华实在是无法释怀，还需要寻找什么理由去解释吗？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我必须做下去，他此时知道了什么叫“祖国”！祖国的情怀就应该是一种信仰。
一位领导说得好：三十年前，中国史学界最有分量的著作是英国的《剑桥中国史》，三十年后的今天却是美国的《哈佛中国史》。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非得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写，而我们自己却写不好呢？
科学发展和科学研究是无国界的，但科学工作者却是有国籍的，中国的历史应该由谁来撰写更合适呢？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和意境，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的研究和总结，应该由中国人来做比较适合。
从蓝图到成果，披荆斩棘30年坚守
1984年，黄天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，从事财政史研究。“我为自己做了一个规划。我想用30年时间，研究包括中国税收制度史和中国财政制度史，同时融合军费制度史、官俸制度史、社会保障史、专卖制度史以及宗教与财政关系史。”“但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条路实在太艰辛了。”黃天华老师的回忆无限感慨。
第一个拦路虎是“钱”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，应用学科生气勃勃，史学研究却不景气；财政制度史研究的时间周期比较长，十年、二十年都有可能，所以在高校现有体制下不可能作为课题立项，也就是说没有经费可资助，研究者必需自掏腰包。
第二个拦路虎是“才”。财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涉及几十个专业领域，诸如军费、官俸、皇室财政、文化教育、公共工程、公共事业、邮驿、漕运、宗教、社会保障、社会救济等等。所需史料几乎穷尽中国所有的古代典籍，甚至包括民族学、考古学、人类学、哲学等资料。这对研究者的知识领域和集纳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
第三个拦路虎是“生存”。为了在高校现有的考核机制下保住教师的资格，必须要抽出时间做一些零碎的研究，以完成作为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的短期考核目标。这让本来就不够用的时间更显不够！
面对三大拦路虎，黄天华老师有过困惑甚至退缩，但为了心中的学术，终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黄天华老师与妻女的三口之家，经济状况很一般。黄天华老师跟妻子约定：自己的工资不上交“家庭财政”，全部用于学术研究。这么多年，仅为了中国财政史花去的资料费就达19万元。而在黃天华老师的记忆中，为了坚持研究省吃俭用已经是生活中的常态，去北京查资料时，为了少花钱，住过50元一晚的火车站招待所。
黄天华老师面临的困境还有身体的每况愈下：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写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患上了心脏病，医院建议做搭桥手术，但要花1年的时间治疗与调理。当时，黄天华觉得过于奢侈，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。后来，又陆陆续续患上支气管破裂、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。“在完成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的第二天，我开始咯血了。”
不过，对于自己一路走来，几多心血、几多辛苦，在他看来都已过去。让他不能忘怀的，倒是学校有的领导好几次悄悄地在经济上资助，还有参评教授职称时学校给予的特别关照……
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纵向跨度上下五千年，横向兼有哲学、历史学、经济学、文字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等几十门学科，其历史演进的深度和广度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，特别是人生时间有限，命运只给了他三十年的时间。
他说，在国家规划办的资助下，在校领导的尽力支持下，特别是在市委宣传部的大力帮助下，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终于出版了。尽管存在很多不足之处、也有较多缺陷，但完成了“中国的财政史一定要由中国人来撰写的承诺。”倘若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能够在祖国蓬勃发展的征程中、在中国财政制度史的研究中留下一颗小小的铺路石子，那将是他毕生的梦想和最大的心愿。
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，黄老师常常这么教导我们。”2013级财政学专业硕博连读博士生钟灵娜说，在黄老师的身上，体现的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坚韧。
黄天华觉得，看到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，这是一个师者最质朴的愿望。但他很焦虑：他说“尽管我竭尽了全力，没有如愿写好《中国财政制度史》这本著作，但至少我还坚守在这条非常坎坷而崎岖小路上，坚守就是希望。”“我国需要有懂得财政的人才去研究军费、专卖、官俸等领域，而现在实在是太缺乏这类人才了。”黄天华老师说，自己目前能做的，就是尽量帮助从事财政制度史研究的学生，坚守住这一专业阵地。
（图文由获奖者所在学院/部门提供 部分摘自《光明日报》 编审：党委教师工作部）